中国增长的“秘密武器”

我们这个国家，从1978年到2020年，42年间，面积并无增加，人口增长不到一半（9.6亿到14亿），经济总量则从3679亿元增长到100万亿左右。

一样的天，一样的地，却迸射出了石破天惊的新能量，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被很多人称为“增量改革模式”。

增量改革是需要新的载体的。因为你很难在原有的坛坛罐罐里大胆地改。一是担心风险，担心对存量冲击过大；二是原来的框架和资源配置，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体制、机制和思维相对固化，无法有效支持市场化的新探索。

既要稳定，又要创新，中国的创造性解决之道，是在传统计划经济色彩较浓的区域之外，创设一批新型的空间载体，以鼓励增量的改革。

这种载体就是园区，包括特区、开发区、新区、保税区、自贸区，等等。

1979年初，国务院批准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蛇口工业区起步，是为园区经济之始。

尽管中国的园区基本都是从荒滩野岭起步，但一张白纸，好画新的图画，它们迅速崛起，出人意料地造就出一个新的经济中国。

当园区长出万千生机，新的体制机制基本成型，就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由点到面，迭代更新，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螺旋式向上超越。

蔚为大观的中国园区，有着多个类型和多个层次，仅在国家一级层面，就有7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喀什、霍尔果斯）；19个新区（1992年设立的浦东新区为第一个，2017年设立的河北雄安新区为第19个）；219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成立的大连经开区为第一个）；169个国家高新区（1988年建立的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即中关村为第一个）；21个自贸试验区（2013年设立的上海自贸区为第一个）。

这些园区、城市，在中国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创新引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018年，国家经开区实现的GDP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11%和20.4%。

2019年，国家高新区实现的GDP和税收分别占全国的12.3%和11.8%，高新区的企业研发支出占全国企业的50%，国家高新企业数量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分别占全国的35.9%和33.6%，科创板的高新区企业占比高达75.7%……

一部改革开放经济史，就是一部园区发展创新史。

在这里，赶超型政府的有为，市场化机制的有效，以及区域间的竞争推动，浑然一体。

园区是中国增长真正的“秘密武器”，也是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引领的最前沿。

谁是中国第一园区？

在国家层面，对特区和新区并没有排名。但社会普遍认为，深圳为中国特区之冠，浦东为中国新区之冠。

在国家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层面，每年分别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和科技部火炬中心组织评比。

经开区的评比包括产业基础、科技创新、区域带动、生态环保、行政效能五个方面的53个指标。高新区的评比包括四大模块40个统计指标，四大模块是：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能力、国际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放眼中国，谁是第一园区？

商务部从2016年开始组织开展国家级经开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国新加坡合作苏州工业园区（Suzhou Industrial Park，SIP）包揽了“四连冠”。

高新区评比结果不公开，以书面方式通知各园区。综合各园区的宣传，2019年的前五名是：北京中关村，深圳高新区，上海张江，武汉东湖，苏州工业园区。它们也都是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成员（共10家）。

经开区之冠，高新区第一梯队，江苏自贸区半壁江山（江苏自贸区实施范围为119.97平方公里，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自贸片区为60.15平方公里），国与国政府间合作的旗舰项目（中国与新加坡）……这一切使得苏州工业园区在中国众多园区中独树一帜，成为最闪亮的名片之一。

苏州工业园区位于苏州城东，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实施启动。行政区划面积27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为8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1.3万，2019年实现GDP274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70亿元，进出口总额871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7万元。

无论是透过园区看经济，看产业，看社会，看政府运作，苏州工业园区都有着宝贵的标本意义与标杆价值。

1994年02月26日“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签字仪式

“第一”的奥秘之一：高起点的长期主义

1998年、1999年夏天，苏州连降暴雨，水位突然升高，不少地方遭遇水淹，全市只有苏州工业园区安然无恙。

苏州工业园区为何成为例外？

在园区开发之前，这里基本是低洼的农田，小溪和鱼塘随处可见，勘测土地时甚至要乘小船。园区的基础设施开发主体是苏州和新加坡合资的中新集团，他们要直面雨季的洪水侵蚀问题，这是建工厂的一大隐患。

金鸡湖西旧貌

新方股东提出，应该将中新合作区的地势抬高。

中方认为，这么做耗费时间太长，成本过高。从园区30公里外开采取土、运输填土，每平方米的平基成本要高1美元以上，工业用地成本会大增，会削弱与附近开发区在招商时的竞争力。他们倾向于采用修筑坝堤、安装水泵的办法。

经过研究协商，双方最后达成一致：在非工业的区域，因洪灾后的清理成本较低，修筑坝堤、安装水泵是可行的；但在工业园区的厂房内，一套机械设备动辄耗资数百万美元，如被水淹，工厂就会停产，设备修复和翻新也需要时间。虽然填土抬高地势会增加成本，但也会大大降低潜在的洪涝风险，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双方参照苏州历史水文资料中记录的最高水位，将园区地势抬高了95厘米，抬到承受百年一遇洪水的高度。

从1994年首期填土开始，300多辆7吨卡车日夜奔忙，苏州老城尘土飞扬。拉土的车牌是黄色的，车身是黄色的，土是黄色的，老百姓说“苏州现在不得了，满城都是‘三黄鸡’”。与此同时，园区的河道疏浚、流渠拓宽也逐步展开。到1997年底，中新合作区累计平整土地69平方公里，并在之后两年经受住了洪灾考验。

整个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都秉承了高起点的长期主义。顶层设计，长远考虑，系统规划，分步实施，绝不偏离。1994年编制园区总体规划时设计师手绘的金鸡湖远景图，和园区建成后实景图的相似度高达90%，完全摒弃了“边开发边规划”“先开发后补规划”“领导一换就调规划”的做法。

园区遵循“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等原则，“需求未到，基础设施先行”，适度超前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大规模集中建设“九通一平”，即对园区的市政道路、供电线路架、供水管网、燃气管网、供热管网、排水管网、排污管网、电信管网、有线电视光缆铺设同步建设，而非只顾眼前，先建再说，建到哪儿算哪儿，后续再像拉链一样“开肠破肚”，缝缝补补。

 手绘规划图（上）、开发实景图（下）

今天在园区漫步，空中没有纷乱的电线，马路没有反复开挖的情景，道路中间是整齐的绿化隔离带，行人道特别宽阔，大片草坪触目可见。工业、住宅、商贸、科教等各个功能区有序布局，像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分别被戏称为“养生湖”、“经济湖”和“读书湖”，就是周围分别是健康养生区、CBD区和科教园区的缘故。

所有这些，都是多年前就规划好的。当时的总体规划耗资3000万元，今天看却是异常值得。大到每片用地的性质，小到每条马路的宽度，乃至一个个邻里中心、一盏盏路灯的设点，规划图中都一清二楚。在公共区域，从建筑的材质到树木的品种、大小，甚至一个垃圾桶的位置，设计中都有详细指标要求，且一一反映在作为“城市大脑”的规划地理信息平台上。

一次就规划好，建设好，这种长期主义基因植入了园区的方方面面。例如，园区一开始就采用雨污分流、供排一体的系统，雨水有专门排污管，工业废水和居民污水通过独立的废水管道收集到污水厂集中处理。在园区启动阶段每日废水排放量只有几千立方米时，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就设定为每日处理10万立方米，总规模设定为每日处理50万立方米。

不过，苏州工业园区的“超前”，都经过了精确计算，超前是适度的。

比如建设区域尽可能靠近苏州主城区，首期开发区最接近主城区，便于依托主城，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提升建设速度；

又如园区统一规划，建设则遵循“先工业、再住宅、后商业”的次序，首先建设可以灵活组合的“现成厂房”，并提供完整配套设施，让投资者可以迅速开始生产。1995年底完工的“现成厂房”即可为投资者提供9.5万平方米的工业楼面空间；

再如，工业区的道路规划要足够宽，路网要足够密，才能方便设备、机器、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但车道数量并未一步到位，一些道路在建设初期只建两条车道，同时预留充足土地，以备未来所需；

最后，虽然园区强调“一张蓝图绘到底”，但也会“一年一检讨、五年一修编”，在总体规划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产业发展情况对一些细节进行调整。

“第一”的奥秘之二：高能级的服务创新

坚持高起点的长期主义、高标准的“九通一平”，投资很大，工业用地成本也因此提高，有时比周围的工业园区高50%，这给招商引资带来了一定困难。

怎么办？除了充分运用中央给予的项目审批权下放等政策优势外，更要用高能级的服务为投资者创出更高价值。不是简单拼价格，而是拼价值创新。

一是明确定位，不是“捡到篮子都是菜”，而是选择合适的产业。

在早期，园区主要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作为招商对象，重点是附加值高的液晶显示和集成电路产业，以及汽车、航空零配件等精密机械产业。这类行业和企业占地较少，投资者更愿意为优质的基础设施、可靠的运营环境以及高效的行政服务支付额外费用。它们作为“龙头”，也能吸引上下游企业的集聚。

随着产业变迁与技术变化，苏州工业园区逐步形成了“2+3”的产业体系，“2”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3”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和人工智能。同时，园区也在努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的高质提升。

二是联合招商，专业招商，以诚感商。

园区一开始就放弃了“全民招商”或“每个部门下指标”的人海战术，而是中新联合招商，借助新方的国际化招商经验和网络，奠定了招商基础。1994年4月，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问欧洲，在德国和英国的大型招商会向跨国公司重点介绍苏州工业园区。此后双方精心制作了中、英、德、日四种语言的录像带、幻灯片、投影资料、投资指南，优选高层次、专业化、复合型人才，有的放矢，专业招商。

1995年8月，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要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把为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列为首要任务，派驻7人直接协助中新集团招商，园区也派出多批次人才到新加坡学习，培训科目涵盖投资促进、客户服务、外商投资管理、商业谈判等等。园区还专门建立了职业技术学院（IVT），促进校企合作，为企业培养人才。

三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改善营商环境、创新服务体系上不断实现超越。

从1.0阶段的“变管理为服务”，到2.0阶段的“帮助企业全链条解决问题”，再到3.0阶段的“构建‘六个一’特色产业创新生态”（围绕一个特色产业，制定一个产业规划，建设一个功能区，组建一家国资公司，设立一支发展基金，成立一个专业服务机构），苏州工业园区的亲商环境不断迭代。

说到1.0阶段的服务，1994年12月入驻园区的第一家外企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很有感触。当时注册一家公司非常复杂，从申请到投产“快则多少天，慢则多少年”。而园区率先提出服务承诺制，对审批周期明确天数要求，如当时办理一张外国人就业工作许可证为15天。1995年园区对落户企业开展窗口式集中服务，1999年设立了一站式服务大厅。三星对园区的服务很满意，后来在这里投资设立了十几家企业。

一站式服务大厅

再来看一下2.0阶段。园区很多企业是外向型企业，对物流速度很敏感，特别是IT企业。而苏州没有口岸功能，空港、海港在上海，零部件进口、产品出口经上海通关要好几天时间。经过园区多方努力，建立了“苏州虚拟空港”（SZV)，零部件进口只要将目的地填上SZV，到浦东机场就可直转到海关监管专用仓库，几分钟完成清关、提货，装车运到园区办理通关手续。企业的产品出口，只要在园区办完手续，到上海直接放行。此后园区又建立了“虚拟海港”，企业在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完成所有流程和手续后，直接发往太仓港等海港，无缝对接。

今天看这些例子已不新鲜，但十几二十年前，乃是很大的服务突破。

客户总有新的需求，服务创新永无止境。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国外，有时会面临维修问题，要将某些部件再进到国内。由于担心进来后再销售，有关部门不允许出口后再进口。园区帮助飞利浦和多个部门沟通，邀请他们参观整个生产过程、各部件的数字化标识、出现维修情况的闭环控制体系，最终获得认可，2018年海关为此甚至修改了原来的监管程序。

今年，苏州自贸片区出台了“进口研发（测试）用未注册医疗器械分级管理”的政策，区内医疗科技企业可以申请用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研发（测试）用的未注册医疗器械或零部件（非诊断试剂），否则它们的产品开发和上市会遥遥无期。

到了3.0阶段，除了帮企业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有能力和条件培养特色产业创新生态，从“响应式服务一个企业”到“战略性孵化一个产业”，进入了育商兴商的新阶段。

如为了发展纳米技术应用产业，园区落地了第三代半导体技术研究院等重大项目，2010年就设立了服务型的国有公司——苏州纳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面推进纳米城建设与服务，其旗下的微纳制造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MEMS（微纳机电）中试平台，填补了研发机构与规模代工厂之间的空白，满足了相关中小企业的工艺研发和小批量生产需求。

又如2007年开园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作为孵化和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载体，经十余年深耕，已聚集了430多家生物医药高科技创新企业和近1.5万名高层次科技人才，形成了创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三大重点产业集群，以及从早期药物研发到后期产业化的完整产业链。

BioBAY引入了多家行业内知名孵化器，其全资子公司“百拓生物”建设了众创空间；BioBAY从2012年起就作为有限合伙人参股通和毓承、泰福资本、礼来亚洲、美敦力红杉中国基金等知名风投机构，投资项目超过300个，参与发起新建元生物基金（元生创投）、聚明创投等关注中早期创业项目的产业基金，已投资90多个创新项目；BioBAY还搭建了覆盖早期研发、技术合作、投融资对接等完善的高端会议生态链，2010年就引进了世界著名生物技术研究机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系列学术会议。冷泉港实验室成立于1890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曾在这里担任主席35年之久。从2010年起，有14位诺奖得主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其中9位是在获奖前就在此分享过学术成果。

近年来，园区相继引进中科院药物所苏州研究院、中国医科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等研究平台，并建立了苏桥生物药中试平台、医学检验实验室公共平台、生物材料国际物流平台、生物药制剂及包材平台等公共技术平台。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在信达生物创建之初，BioBAY斥资数亿元协助其代建了全国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生物药产业化基地，在信达步入正轨后再回购这笔项目资产。类似这样的园区培育和企业成长的双赢案例还有很多。

正是通过持续的全链条、平台化、生态化建设，多年前连一个一类新药都没有的苏州，现在已成为和上海张江同列的中国新药研发最为活跃的地区。在新药研发领域，园区企业累计已获得临床试验批件196张，包括130张一类新药临床批件，2020年上半年新增的17个品种29张临床批件，全部为一类新药的临床批件。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第一”的奥秘之三：高质量的综合环境

今天的苏州工业园区，通过互联网+政务体系，推进不见面审批，500项业务可以在网上办理；通过放管服改革，开办企业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不动产登记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在33个工作日内完成；在“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下，一个部门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部门管市场，一个平台管信用，一张网络管服务，有效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能。

在新冠疫情严重、社会被迫阻断的日子里，为保持政企关系畅通，园区制作了“热力图”，将所有政府部门的具体联络人和联系方式标注在图上，企业如有问题，只要点击，就能“屏对屏”进行沟通，确保不影响运作。

和传统理解的“工业区”完全不同，苏州工业园区是像公园一样美丽而幸福的生态新城，是全方位开放高地、国际化创新高地、高端化产业高地、现代化治理高地的四位一体。

用脚为苏州工业园区投票的，有130多个世界500强企业的投资项目，有院士领衔的45个创新创业团队，有国家重点人才计划158人、江苏省双创人才208人、海外归国人员6000多人，园区的大专以上人才总量达到38万人。其中入选国家、省、市三级重点人才项目的科技人才数，持续保持全国开发区第一。

人才是第一资源，为什么这么多人才汇聚这里？一言以蔽之，这里已经形成了高质量的综合环境，宜业又宜居。

在开拓药业我听到的故事是，2008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近20年的童友之博士决定回国创业，参加了BioBAY举行的第一届ChinaBio创业投资论坛，在图书馆一个小房间里路演，谈新药研发项目。结果评委将他的项目评为一等奖，他也顺利落户到了BioBAY。一开始，他曾想把研发成果卖给国际大公司，但中国的新药研发政策不断改进，园区各方面的激励政策与完善服务更让人欲罢不能，于是他走上了全产业链的发展之路，今年5月，开拓药业在香港主板上市。

和童友之类似，苏州慧闻纳米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孙旭辉也是在国外多年的科学家，2010年受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述汤感召，到苏州工业园区参与创立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2014年又受到产学研相结合的政策鼓舞开始创业，从事智能传感器的研发和生产，同时提供人工嗅觉的解决方案。

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很多人到了园区，不知不觉就想创业，且能做大做强。

无论在历史悠久、全球唯一的可罐装颗粒的无菌纸包装系统供应商——瑞士康美包，还是在创业不久的自动驾驶前装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知行科技，他们都告诉我，苏州工业园区的根本优势是人才。

康美包投资14亿正在建设亚太三厂，设备都是进口的，需要近200个外国工程和技术人员前来安装。新冠疫情暴发后他们来不了，安装调试要自己干。园区相关部门特别是工程部门很配合，“老外也有电话和视频指导，但真正在一线做事的还是中国人，最后一天也没有延迟工期。最主要的原因是，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大批的人，他们绝大多数不是苏州人，但都在这里成了新苏州人，有的在我们企业，有的流到别的企业，需要的时候，只要人在一切都好办。”

知行科技的团队是从园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出来的，公司创始人说，园区的外企为培养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形成了“外溢效应”，一些从外企出来的人创业后也会和外企进行合作。

大禹网络是国内最大的MCN机构之一，成功打造出@一禅小和尚、@野食小哥、@拜托啦学妹等红人IP，全网粉丝有8亿。大禹的创始人旷峰是2014年从北京到苏州创业的，来时不到十个人，现在有900人，去年实现了1个亿的利润。旷峰说：“我有个同学在苏州，就到这边看看，结果被园区的桂花香和环境迷住了，就留了下来。”

BioBAY的市场部总监陈菲说，我们的第一宗旨就是服务于创业者。“园区企业家有健身需求，我们就建立BioGYM健身中心；有在咖啡馆谈工作的需求，就把星巴克引进来；海归人员的孩子要在哪里上学？园区建了一所海归人才子女学校。园区还有数十所大学、研究院……”

我在园区走访了10家左右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始人都不是苏州本地人，而是从外地、外国到园区投资创业的。我想这就是“远者来，近者悦”的环境吸引力。

高质量的综合环境，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园区借鉴新加坡的社区服务概念，打造了许多邻里中心，集便民服务、民众联络、社区卫生站、商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我专门去看了景城邻里中心，发现各种服务极为便利，市民络绎不绝。

在金鸡湖畔，月牙形的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引人注目，聚集了大剧院、音乐厅，还有苏州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园区的外籍人口有大约3万，他们特别喜欢看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表演。园区还打造了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金鸡湖美术馆、独墅湖图书馆等设施，区、街、社区三级文化服务网络相当完善。

园区的多元治理也有声有色，建立了社工委、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三级管理服务体系，到2018年底，有职业社工近800人，社会组织近千个，形成“社工带义工，义工助社工”的融合格局。为实现社情民意畅通，园区在新加坡“议员接待日”的基础上，将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设为“社情民意联系日”，园区工委、管委会领导和各局办主要负责人到社区，听取民意，解决民忧，并严格落实信息流转、限期答复、跟踪评价等机制。

有了高质量、高协同的综合环境，苏州工业园区的竞争优势也变得更加深厚。

以人为本，和谐共生，正是这座园区与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

为什么是苏州？

为什么苏州工业园区在中国园区中独占鳌头？

为什么苏州工业园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高起点、高能级、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且26年如一日精雕细刻，从不懈怠？

最重要的是生而不凡的愿景。苏州工业园区源于中国领导人的殷切希望，就是借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同时它也寄予了新加坡的希望，就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走出国门，扩大外翼”。为此，中国真诚向新加坡打开大门，新加坡真心向中国分享先进“软件”。双方建立了高层次的合作机制，不是简单搞工业区招商引资，更是希望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又有新加坡经验的开放与发展平台，一个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试验区。这一伟大愿景激励着一代代园区人，取法乎上，自加压力，永不满足。

今年是中国和新加坡建交30周年。10月3日，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两国合作超越双边范畴，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发挥示范效应”的作用。苏州工业园区正是国与国经济合作的示范之区。借助这一政府间的合作平台和有效的合作机制，两国各层级领导和各部门、机构、企业的交往十分频密，在办好园区的共识下，双方都想了很多新办法，克服了很多困难，一直往前走。中新两国的友好关系，和通过苏州工业园区缔结的“一起战斗的友谊”是分不开的。

其次是内生性的精益求精文化。苏州历史悠久，文明昌盛，自古就有规范、有序、精细、精致的工匠文化。如同苏州的“双面绣”，能在一幅绢帕上正反绣出截然不同的华彩绣面，将一根头发细的绣花线分成多达1/48的细线绣，并将千万个线头、线结藏匿得无影无踪。苏州的精益求精气质，源自人民对这方水土的深厚感情，也源自历史形成的“追求上上”的高标准价值追求。苏州的社会资本与新加坡的管理文化尤为契合。

因此，尽管苏州工业园区起步时已有很多经开区和高新区跑在前面，但苏州很快就后来居上。

在苏州，我看到了好的市场经济、高精尖的产业活力、高质量的全面发展，以及文明和谐的社会治理。我再一次感受到开放的力量，以及开放合作对象（如新加坡）的重要性。

从四大名园的园林，到现代化的特色园区，苏州正在演绎21世纪的“城市双面绣”，一样精美，一样动人。

9月下旬我在园区采访的时候，看到的基本都是正增长的数字：1月至8月，预计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170.2亿元，同比增长3.8%；完成进出口总额614.6亿美元，同比增长5.1%；预计完成固定投资262.8亿元，同比增长0.5%；完成工业投资96.62亿元，同比增长48.2%；实际利用外资15.5亿美元，同比增长120%；新设外资项目157个，完成注册外资27.4亿美元，同比增长140%；1-9月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总产值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园区不仅在外经、外资等传统强项上动力强劲，在更具内生性的民营科技创新方面也活力四射。

我还看到，在长三角深度一体化背景下，苏州工业园区正在成为长三角企业“走出去”的赋能平台，其多年积累的联通世界的招商投资、外经外贸、中介服务、信息和人才资源，可以帮助更多企业搭上可信赖的发展快车。

苏州工业园区自身也在“走出去”，通过援建、共建、合建等方式，在苏州、江苏、国内，以及“一带一路”上，创设更多新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让我们进一步坚定了对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苏州巿委常委、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说，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未来苏州工业园区要发挥自贸区与国家级开发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叠加联动优势，始终把“勇争第一、敢创唯一”写在发展旗帜上，不断上演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速度与激情”，努力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尾声：再次倾听李光耀的声音

1994年8月，李光耀在园区管委会的一间会议室里说：“如果有一天你们能够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更成功，即使长眠地下，我也会脱帽向你们致敬。”

1998年，他在《李光耀回忆录》中写道：“我给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成绩打70分，这是个相当高的分数。那里风景宜人，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很新加坡式的印象。”“有一些其他细节，园区还没完全掌握，仍需要时间学习。”

2004年6月，他参加苏州工业园区十周年庆祝活动，称赞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已经初具规模，期望苏州把在若干年后要新加坡倒过来向苏州学习作为努力目标。

2009年5月，他参加苏州工业园区15周年庆祝活动，说每一次来苏州工业园区的感受都不一样，园区更加美丽，鲜花更多，绿化更多，车子也更多了。在接受新华社专访谈到园区15年的发展变化时，他说了四个字：青出于蓝。

“新加坡把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引擎点燃了，是中国政府让它们在积极运作。”李光耀说。

不止是政府，还有企业和全体社会成员。

希望苏州工业园区这个“优良品种”能结出更多硕果，希望它的“软件”能像ISO标准一样，被中国更多地方学习借鉴。

中国经济发展不可一日无园区，中国园区的创新驱动不可一日无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