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新区扩容在即：寻找更明确的定位

2020-09-29

3月21日，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及要“加快推动新布局一批国家高新区，优化国家高新区空间布局”。


新一轮的国家高新区数量扩容已经迫近。
3月21日，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及要“加快推动新布局一批国家高新区，优化国家高新区空间布局”。

一位相关政策层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国家高新区总计169个，还会继续选择一些基础比较好的省级高新区，通过开展“以升促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但是具体数量现在还尚未确定，要看审批情况。

国家高新区在中国经济，特别是创新领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8)》显示，2017年国家高新区GDP总量占该年中国GDP比重11.5%，同时贡献了全国35%的研发投入。


另一位接近政策层人士也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扩容之外，目前国家层面也正在制定一个推动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该政策有可能于近期落地。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韵网(全球智能孵化网络)创始人颜振军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尽管在优惠政策上，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并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但依然可以带来品牌影响力和软实力两方面的提升。从外部性来看，国家高新区扩容能够对中国经济创新能力带来长期性的提升，但是也要看到，在短期上，国家高新区的扩容很难成为一个有力的对冲政策。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主任刘会武则认为国家高新区在过去交上了一份好的成绩单，但是在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征程中，需要立足更大格局、承担更大使命、更大格局，尤其针对直辖市或重点区域的国家高新区，否则就仅仅成为地区化经济的一个抓手。


 01 
5年一轮的“扩容”

2010年，国家高新区迎来了第一次大幅度扩容，从1988年第一家国家高新区获批建设以来，国家高新区数量保持了缓慢增长的态势，至2009年全国共计56个国家高新区，而在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27个。
刘会武参与了2010年高新区的扩容政策，刘会武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时国家高新区扩容的直接原因在于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危机发生后中国出口面临巨大困境，但是在调研中却发现国家高新区由于长期的创业积累和内生增长，使得金融危机当时对高新区出口的影响相比全国要小得多，在全国出口几乎零增长的情况下高新区反而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刘会武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时发现高新区特别是内资型的高新区在这轮危机中表现亮眼，这个就让大家对高新区的理解和认识得到提升，开始进一步重视国家高新区的建设了”。

另一个推动国家高新区扩容的原因在于此前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客观需要一批省级高新区进行升级。刘会武表示：“这个实际上也是之后高新区扩容的原因，按照不成文规定，高新区升级的数量维持在每年10家左右，但有时候分布不均匀，就会出现某一年特别多”，在2015年即因此一年批复了30家国家高新区。
在刘会武看来，目前这一轮国家高新区扩容既有此前两年没有新增国家高新区形成的积累有关，预计有40-50家国家高新区的审批需求未能释放，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和疫情的影响，不管扩大内生式发展，或者推动新基建和科技创新，都需要扩大国家高新区这个载体。


 02 
从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能够带来什么变化？

颜振军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具体的优惠政策上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此前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优惠有两方面要求，一是企业要认证为高新技术企业，二是企业需要在国家高新区内，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了，只要认证为高新技术企业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政策。
颜振军表示：“但是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依然能够带来一些促进作用，一方面能够提升一地高新区的品牌影响能力，毕竟国家高新区是国务院批复，能够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序列；另一方面，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后，能够得到部委层面比如科技部以及地方政府的更多关注，可以和更多的资源进行对接，这是软性的提升”。


 03 
寻找更明确的定位

在刘会武看来，近年高新区在国家的影响力和地位实际上有弱化趋势。
这种弱化并非指绝对的数值，实际上以经济指标衡量，国家高新区依然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219个，地区生产产值为7.76万亿；同年，国家高新区共有146个，地区生产总值超过8万亿。
刘会武对记者表示：“国家高新区目前的发展缺乏一个新的思路和要求”。“经开区开始高新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始全面普及，使得“科技创新”这一定位逐渐呈现泛化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定位的高新区应该要有新的命题。
颜振军也反问道：“当孵化器和创业公司不需要在你的高新区里面生存，也可以获得很好的资源，高新区的价值在哪？”

在“加快推动新布局一批国家高新区”外，《措施》还对高新区的质量、管理提出了要求，要“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动态管理”。

在颜振军看来，高新区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定位和价值，释放出聚集的效应，“这种聚集效应一方面是对创业公司而言，一方面是对外部客户和资源而言，这种效应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这也是高新区发挥作用的关键”。
颜振军表示，目前发展高新区依然需要明确三件事情，第一件是高新区应该一如既往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创业者的需求不断进行升级，成为一个“创新孵化器”的聚集场所；第二方面，高新区应该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为创新、创业提供各种要素支持，并形成这些要素间的连接；第三方面，高新区应该更加专注、聚焦。

颜振军对记者表示：“经常能看到一些地方的高新区动不动就是发展几大战略新兴产业，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一个高新区应该依据地方的禀赋、产业条件等有针对性的选择产业方向，有时候甚至可以聚焦到一个产业的二级或者三级目录，比如发展医药，那么到底是要发展生物药、化学药、还是中药，这些都要弄清楚”。

刘会武对记者表示：“思考国家高新区的定位首先应该思考国家的需求，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企业还不够多，不像美国拥有惠普、英特尔、波音等上百家不同行业的科技大企业；另一个是缺乏真正面向国际的服务体系，比如国际咨询、信用评级、全球监测机构、新兴行业的国际联盟或商业组织等等”。

在刘会武看来，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应该以这些急需之处为发展方向，而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刺激投资和GDP的一个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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