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而长三角一体化要突破区域壁垒、拓展空间，须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

本文作者：刘江会（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来源：上观新闻

习总书记在做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时，明确提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因此要完成总书记的这一重大战略部署，长三角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并成为中国推进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标准的制定者和示范区。

 突破区域壁垒需要

“跳出长三角看长三角” 

 “组团”参与全球竞争 

应该看到进入新世纪，全球化表现出更为复杂和多面性的态势，城市群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空间载体，全球化的竞争也从以城市间竞争转向城市群竞争，依靠单个城市在规模和功能上已难以有效应对这种竞争态势。

因此，长三角急需重新认识区域一体化，各省市不能局限于区内竞争，要“跳出长三角看长三角”，从全球化的视角建立区域协调新机制，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依托长三角区内各省市的优势互补、产业共生，“组团”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并在某些环节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拓展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空间，并促进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世界级巨型城市群，实现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协调发展，进而深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长三角在更高层次参与全球竞争需要上海发挥“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的引领作用

1）具有“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能力的领袖级城市的引领作用是巨型都市群参与全球竞争的共同特征

对照世界上最发达的巨型都市群，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中南部都市群，不难发现这些巨型都市群都具有“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但是在每一个“多中心网络化”的巨型都市群中都有一个领袖级的“首位城市”，表现出超高的网络联系能级。

“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依据城市网络中心度发布的城市等级排行榜中，纽约和伦敦的网络联系能级始终高居前两位，是最具有“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能力和最具有“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造产业链”能力的城市，纽约和伦敦通过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和在全球布局生产与缔结产业链，将区域内的城市结节成网，推动区域内经济参与全球竞争。

2）与顶级“全球城市”相较，“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功能不足，制约了上海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与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相比，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对较弱，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联系能级不及纽约和伦敦，主要表现为上海虽然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跨国分支机构，但全球总部级跨国机构数量很少，尤其是不像纽约和伦敦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业务遍布世界的全球总部级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限制了上海为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提供融资、管理咨询、法律和信息服务等各项支持，因而也制约了上海引领长三角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并缔结产业链”的能力。

因此培育数量庞大的全球总部级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对于增强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网络联系能级，对于上海提升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推动长三角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3）“上海服务”要突出“为全球服务”功能、“上海制造”要突出“在全球缔结产业链”功能

上海目前正在推进的“四大品牌”建设，上海要引领长三角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上海服务”是关键，而“上海服务”的关键在于提升“服务能级”，这包含二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要提升“上海服务”的层次，尤其是要着力提升银行、证券、保险、风险投资、金融科技、管理咨询、会计、信息和广告等“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能力，提升这些“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能力，上海服务才能体现高度；

二是要提升“上海服务”的网络辐射范围，不仅是要提高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能力，更需要提升服务全球的能力，只有这样，上海才能够具备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才能发挥作为“全球城市”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上海制造”的目标不仅是打造“世界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世界级制造品牌汇聚地”，更重要的是使上海具备在全球布局生产、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能力，将“在上海制造”变为“上海在全球制造”，并因此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升级。

提升上海

“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

能力的针对性建议

上海必须抓住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大力打造业务遍布全球总部型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和科技引擎企业，这是上海能否引领长三角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升级的关键。为此，当前上海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文章。

（一）抓住自由贸易区扩容契机，对标高阶国际金融会计和投资贸易准则，打造能够“为全球服务”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

上海没能像纽约、伦敦那样产生诸如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世达、高盛、普华永道这样业务遍布全球的总部型跨国经营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不仅导致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显示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导致上海在全球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体系中的联系能级不足，从而制约了上海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结产业链的能力。

上海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联系能级不足显性原因在于上海没有产生业务遍布全球的著名公司。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体系中，联系能级名列前茅的关键节点城市基本上都是高度成熟市场经济体中的“首位城市”，都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制度环境。

与这些城市相比，我国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货币的可兑换性、市场准入和金融监管等经济体制要素与国际准则的兼容性还不够，同时我国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度还不够，导致上海在投资与贸易化便利程度方面与纽约和伦敦还存在较大差距，这是上海在全球先进生产性服务网络体系中联系能级不足的根本原因。

应该抓住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的重大战略机遇，对标国际高阶贸易投资规则，加大制度创新，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制度体系，并依托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加大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范围和力度，创新涉外风险管理模式，支持金融对外开放，实现在岸金融服务支持境外生产经营活动。促进上海成为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全球总部资源的“集聚地”和高端业务资源的“指向地”，这必然会有助于在上海产生大量的能够“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 能够“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结产业链”的本土型引擎企业，从而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并带动长三角其他地区企业跨国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使长三角地域经济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

（二）借助增设“科创板”的机遇，营造“雨林式企业生态链”、孕育能够“在全球制造”的本土型引擎企业

缺少本土型跨国经营的巨擘企业，更缺少在一些市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制约了上海制造在全球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也限制了上海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能力。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有利于这样的企业成长的“雨林式企业生态链”，这应该是一个由大量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巨擎企业构成的一个“金字塔形”的企业生态链。

如何营造有利于底层初创企业成长的环境，夯实底层企业基础，是上海打造“在全球制造”的巨擘企业，成为世界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的关键。“雨林式企业生态链”的核心在于构建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工具支撑企业创新创业。上海具有传统金融的优势，但是以高度不确定性和“轻资产”为特征的创新企业的风险收益结构实际上与传统金融的风险厌恶属性不匹配，同时由于业务模式、利润来源和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使得传统金融发展“科技金融”业务的动力不足，因此要防止“传统金融”的先发优势变为“科技金融”的后发劣势。

为此，一方面要巩固传统金融优势地位，当前尤其是要高度关注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成立全资理财（资管）子公司的新形势，这对传统金融资源的布局具有重大冲击，上海要积极争取成为商业银行全资理财（资管）子公司的注册地和总部所在地，进一步提高传统金融辐射力。另一方面，上海更要借助增设“科创版”的机遇，趁势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PE和公司创投、科技银行等新金融要素的大力发展，并依托主板市场和传统金融市场的优势，为培育能够在全球布局生产的巨擘企业提供全方位和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系统。

（三）构建与“全球城市”定位相适应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优化“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企业的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涉及的“问卷调查”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内资中小型企业，对于“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企业而言，其对一个城市营商环境的关注点与中小企业会有所不同，其更可能加关注城市的腹地支撑、链接全球产业链的能力、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以及经济体制框架的一些基本构成要素与国际准则的兼容性等。因此，对于需要打造大量具备“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能力企业的上海而言，显然不能完全对照世行标准来优化营商环境。

为此，上海亟待利用现有的全球城市和营商环境方面的研究资源，整合不同高校、研究机构的力量，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既能够反映中小型企业需要和能够满足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需要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尤其是要新增反映腹地支撑、全球链接、国际市场拓展、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基础性经济金融制度与国际市场兼容性等指数，因为，这些因素跨国公司和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进入前必然考虑的因素，也是上海能否孕育出为全球提供服务、能够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本土型引擎企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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